搜索2022年11月，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执委会公布了入围“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的19部影片，包括15部剧情片和4部纪录片。其中中国影片入围4部，包括三部剧情片和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冰上时刻》。
在2022年举办的第44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冰上时刻》也入围了该电影节的纪录片竞赛单元。
《冰上时刻》由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青年纪录片导演刘汉祥执导，于去年1月份走上大银幕。该片讲述了北京某俱乐部一支少年冰球队中的成员于力凡、曲瑞晨、翟子男追求冰雪之梦，从稚子懵懂到少年初长的故事。并涉及了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在此过程中的共同“成长”。
近日，刘汉祥向《丝路文明》杂志讲述了《冰上时刻》背后的故事，回顾了多年来的纪录片创作之路，以及纪录片拍摄中不为人知的故事、作为纪录片从业者的内心声音。
《冰上时刻》剧照
从农村孩子到城市孩子
《丝路文明》：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入围“金丝路奖”竞赛单元？
刘汉祥：《冰上时刻》入围“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的消息是出品方告诉我的。因为以前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有所了解，因此，《冰上时刻》入围“金丝路奖”竞赛单元，我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意外。
《丝路文明》：这部作品契合了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国家对于冰雪运动的号召，并切入了当下教育热点，这是一开始就有的立意，还是后来自然而然达到的效果？
刘汉祥：为了拍摄这部作品，我们从2017年开始调研，2018年开始拍摄。那时离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还有几年时间。因此，我们最初并不是因为北京东奥会而拍摄《冰上时刻》，它不是“命题作文”。拍摄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片子能拍几年、什么时候能上映。
《冰上时刻》剧照
很多人觉得冰球是贵族运动，但在拍摄中，我们注意到这项运动已经进入到了城市普通家庭。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在练习冰壶、花滑一类的冰雪项目，这种现象确实是在北京冬奥会大背景下产生的。
我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叫《马兰的歌声》，讲述的是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有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组建了马兰小乐队。年近古稀的邓小岚女士，多年来无偿教孩子们学习音乐。我从2009年开始拍摄这部片子，于2012年完成，片子时长45分钟。当时好多人喜欢这部片子，邓小岚女士和她的学生们也得到了很多关注。非常巧合的是，在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村的孩子们唱了希腊语版的《奥林匹克颂》，邓小岚也来到了观众席上。
《马兰的歌声》是我纪录片生涯的源头。日后，我延续了以孩子为拍摄对象的创作路线。我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对乡村的孩子有着更深了解。从事纪录片拍摄后，也是从最熟悉的领域出发，拍过乡村的孩子、震后灾区的孩子等。
我也注意到，城市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在很多时候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就拿学习音乐来说，城市孩子能接触的乐器很多，学习的资源很充沛，但在乡村却非常匮乏。我以前对城市里的孩子感到比较陌生。在拍摄《冰上时刻》的时候，我发现城市里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孩子们有了自主选择空间。
《冰上时刻》剧照
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议题，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选择。作为80年代的我们，似乎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好好学习，走高考这条路。而《冰上时刻》里的孩子，则是80后们养育的下一代。
这些孩子面对全新的时代，该如何走向未来，这既关乎未来也关乎当下。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会选择冰球、如何长大、未来又会走向哪里，他们面临的这些课题是我没有接触过的，因此我比较好奇，这是我当时拍摄的出发点。《冰上时刻》也是我第一次拍摄城市里的孩子。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丝路文明》：您从事纪录片行业已有10余年时间。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持下来？结合自身从业经验，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纪录片行业及从业者现状？
刘汉祥：从事纪录片行业纯属机缘巧合。我上学时学的是剧情片专业，当时就知道“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子”，要学习电影史必然要学习纪录片。我发现纪录片拥有着非常鲜活的人物观念，并聚焦于他们当下遇到的问题、困境，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的选择。这些东西非常吸引我。
《冰上时刻》剧照
现实题材的剧情片也触及现实，但剧情片和纪录片有各自的规则和讲述方式。它们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把剧情片拍得像纪录片，并且面对真实的社会问题，但剧中人物都是演员扮演的，纪录片则是直接面对当下的人和事，我认为它更直接、更生动。
我做纪录片不久之后，中央电视台开通了纪录片频道，不少地方电视台也有了纪录片播放渠道。但纪录片的人才储备还是非常少。跟剧情片相比，它的商业空间也非常小。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它的展播平台基本是电视台和网络，很少有纪录片上院线。后来纪录片慢慢地在院线抛头露面，《冰上时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映的。但目前纪录片的处境仍然很艰难。跟商业大片比，能够上院线的纪录片，其票房微不足道。偶尔出现了高票房的纪录片，也不能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
《丝路文明》：什么原因导致了您所说的现象？
刘汉祥：如果单论院线纪录片，其处境艰难的原因很复杂。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没有好的内容产出，资方机构就不会去投资。没有好的投资环境，创作者也不会投入进来。这两者互为因果。
当时做《冰上时刻》，也是非常艰难，因为要搭建团队、寻找资金，还牵涉跨国拍摄。一些投资机构觉得拍摄周期太长，就没有耐心等待。我们拍摄时候最多只有4个人。我做导演的时候，有时也兼做摄影，甚至参与剪辑。搭建一个完善的团队，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我们尽量减少人数，用最笨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这个过程虽然达不到工业化的标准，但我们在现有条件里做到了最好，符合了院线规格。如果有更好的条件，我们就能做得更好。
《捕虎记》剧照
后面遇到了专门做纪录片的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有一些同行，以及相关电影节给我们的一些支持。在多方帮助下，我们才逐渐做起来。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如果没有我们前期的积累，后面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作为创作者，我当时想的是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至于好不好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后来走向院线，有人批评有人喜欢，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能像电影一样以院线的方式得到发行。电视节目可以免费观看，电影需要买票才能看，两者的赛道不一样，能在院线上映意义也不一样。
时间才是导演
《丝路文明》：您所拍摄的纪录片周期都很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过程？
刘汉祥：《马兰的歌声》历时两年半拍摄，呈现出来的却只有45分钟。所以说，对于观察类的纪录片，我不是导演，时间才是导演。我是在跟日常搏斗、跟时间对赌。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就只能一直拍。
《马兰的歌声》剧照
拍摄的中途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拍摄的一直都是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事，就会觉得似乎又没有什么好拍的。它不像剧情片那样，可以用波澜起伏的方式呈现一些很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且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一些冲突又是憋在心里，是欲说还休的，也不容易呈现。
但是这种纪录片就是得通过日常细节的累积来完成。它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概的出发点和主题，然后主题也一直在变。每到一个阶段，我们就在想后面要拍什么，以及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因此，拍摄的素材量非常大，有时几百小时的素材才能产出几十分钟的成片。
对于我们所拍的人物来说，我们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几年而已。对我们来说，拍摄他们的生活却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因此我们要照顾被拍摄者的情绪，一方面要客观观察，一方面要跟他们积极互动，处理一些关系。
而且纪录片的拍摄不像剧情片一样，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具体的协作方式，在契约下共同创作。纪录片拍摄中，被拍摄者只需要真实呈现自己的生活。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对话、真实的生活场景，也受不了我们长期跟拍。例如在拍摄《冰上时刻》时，我们选择了6个家庭，最后成片中只有3个家庭。
《少年少年》剧照
我之前拍过孤独症家庭，拍了一段时间后，对方就不想配合拍摄了。这让我们前面拍摄的所有素材都作废了。拍摄的结果对被拍摄者来说是好是坏无法预知。拍摄对象对我们无所求，我们对他们也没有任何限制的手段和可能。但对我们来说，损失却是巨大的。所以纪录片的拍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让我们要随时做一些预判，实时跟拍摄对象处理关系。尤其是牵扯到孩子，一些家长会变得非常谨慎、敏感。
就拿《冰上时刻》来说，直到首映礼那天，我才满怀忐忑地邀请被拍摄家庭来观看。在首映礼现场，我非常害怕多年以来在拍摄中形成的情谊，会因为一些因素遭到破坏，也怕有些内容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我们的片子结束了，但他们还要在现实中面对生活。好在他们观看后，对影片都非常认同。
“月亮和六便士”的问题
《丝路文明》：作为专业从业者，纪录片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项事业。但这其中会存在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两者间如何平衡？
刘汉祥：这是“月亮和六便士”的问题。想把纪录片做好的导演其实很多，只是好多时候没有机会和发挥空间。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很多人努力。作为创作者，我只能控制自己，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看到一种可能性，即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们身边的事情是可以被拍出来的，而且可以被推向院线。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把身边的故事、中国的故事讲好，然后面向世界。要坚信我们的劳动和努力是可以被大家看到的。作为创作者，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夏日流动影院》剧照
我也希望整个电影行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电影的种类越来越多元。只有这样，一些小成本的片子和纪录片才有更多的院线空间。而让纪录片走入院线，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面向国内的市场，首先要有正向的价值输出。面向世界，要考虑如何让世界看中国，以及我们能呈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进行什么样的思考和价值的输出。
就拿《冰上时刻》来说，它贴近于当下生活、当下的家庭以及家长和孩子的相处方式，许多人因此找到了共鸣。但面向国际，我们还有一条线索，就是讲中国几代人的成才观，以及教育理念的变化。影片虽然是讲冰球运动，但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三代人。
冰球是团体类项目，父母在陪着孩子练习的过程中，有时候是拉拉队成员，有时候是队友，有时候又是教练和朋友。因此，中国的父母有着非常复杂的身份，这跟国外很不一样。影片里牵扯到一个孩子的出国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小事情，但成了一家三代人的大事。这不是我把它阐述得复杂，而是植根于当下现实。
《丝路文明》：中国纪录片和国外纪录片的差距在哪，如何弥补这种差距？
工作中的刘汉祥
刘汉祥：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期间，组委会曾对我进行过一个线上访谈。他们谈到中国的纪录片在慢慢地受到关注，品质也越来越高，然后问到国内年轻纪录片创作者的状态。
我当时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和国外优秀纪录片在技术上没有太多壁垒。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观念要跟上国际水平。另一方面的差距在于国内许多从业者没有很多机会去实践和尝试。实践非常重要，有时需要拍好几部作品，才能解决创作中的一个小问题。然后还有资本等方面是否愿意接受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等问题。
从创作者角度来说，无论国内外，我们面临的题材大同小异。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我们要尝试切入的角度能否更加国际化，在处理方式、讲述方式上如何跟国际上的优秀纪录片实现对话。我们不能太保守，但也不能说国际上有什么方法一定最先进，拿来之后就一定有用。
刘汉祥
《丝路文明》：最近有什么拍摄计划？
刘汉祥：我最近还在关注孩子，聚焦于一个我关注多年的公益组织，看他们如何帮助一群孩子“从吃饱到吃好”。纪录片具有公益属性，这跟公益组织所做的工作是契合的。（文/《丝路文明》吴军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