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中国书协香港分会创会秘书长、香港篆刻学会会长王泉胜，自年少结缘篆刻，至今已逾六十载。
艰难岁月里，王泉胜立志为篆刻艺术传承薪火，于物资匮乏、环境动荡中，潜心求索、汲取养分，为日后深耕艺坛打下根基。他兼收“虞山印派”精髓，融通古今意韵，以半生心血，守护传统根脉；以金石为媒，承载家国情怀，恪守信义之道。
“工诗词、精篆刻、善行草”
1947年，王泉胜出生于福建。1966年，正是传统艺术面临重大危机的特殊年代。王泉胜家里的牌匾等象征传统文化的物件，均遭受破坏。眼看着同为传统艺术的金石篆刻，面临灭顶之灾，王泉胜决心担当起保护篆刻艺术的责任。
早年学艺时，既无现成资料，亦无名师亲授，更缺篆刻所需的石材与工具。幸而一位老师得知王泉胜的学艺困境，四处为他搜罗篆刻书籍，并让儿子把寻找所得送给他。拿到书籍，王泉胜如获至宝，日夜研习。这些启蒙资料，跟随他从福建到香港。直到数年之前，他终于将这批书籍物归原主，并回赠一枚民国银元，以寄感念之情。
图书得来不易，篆刻石材更是难觅。他几经辗转，买来萧山红石墨砚。相比于篆刻所用的坚硬石材，墨砚要软得多，但已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用材。他将其劈成两半，用来磨砺技艺。
当年，王泉胜的一位同学应征入伍，跟随部队奔赴江西某空军基地执行任务。临行之际，王泉胜感念少年情谊，在一枚硬币上刻下“赣江风雪迷漫处”，以诗寄远，送她远行。
后来，这位同学在部队挖防空洞时遭遇意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被转到福州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伤情危急时刻，她仍带着那枚硬币，想见王泉胜一面。福州军区武装部找到王泉胜，将他带到病房。看着全身多处重伤、消瘦不堪的曾经同窗，王泉胜陷入茫然。但她不顾自己身处险境，牵挂的却是当时正患感冒的王泉胜，问他“为什么总爱生病”，提醒他保重身体。
这份历经生死的纯粹情谊，深深触动了王泉胜。往事化作力量，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坚守篆刻的重要动力之一。
1973年，王泉胜赴港生活。此后，他一面为生计奔波，一面研习篆刻。
作为虞山文化的重要流派，“虞山印派”肇始于元代、开宗于清初，绵延三百余年，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留下浓墨华章。赵古泥是“虞山印派”重要传人，师承吴昌硕，继承其风格并创新发展。赵古泥弟子邓散木在赵古泥风格基础上守正创新。他们之间的传承创新关系，深刻影响着王泉胜的篆刻之路。
担任中国书协香港分会创会秘书长以来，王泉胜又研习书法，研究诗词，日渐形成“工诗词、精篆刻、善行草”的创作格局。篆刻是他尤为亮眼的名片。
“艺术必须服务社会”
古人论艺常言“书为心画，字如其人”。王泉胜认为：“一切搞艺术活动，必须为社会服务。”因此，他把家国情怀、时代精神融入创作。
就香港回归这一主题，他受邀刻印《七一香港回归印谱》。王泉胜表示，“回”在甲骨文、金文中，像水流绕圈回转，有回旋、漩涡、水流回转之意。懂得源头，篆刻才能在新意中透出古意，才能篆法纯正、气息高古，避免外行式的臆造。出于这样的追求，尽管每次的主题创作只有“回归”两个字，但他力求跳出窠臼，确保每次刻出的“回归”两字都能出新。
2021年，适逢长征胜利 85 周年。当王泉胜接到《长征印谱》创作邀请时，距离长征纪念日只剩二十多天时间。
他紧急查阅资料，熟悉长征路线、战场，很快成为长征历史“专家”。进入创作后，他依托红军长征路线，选取34个红军长征经过的城市关隘、名山大川，作为标志性地点，为每个地点篆刻方印。井冈山、广昌、瑞金、会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连成红军长征缩影。
他不以书画篆刻为谋利之道。一次书展中，有人相中他的一幅作品，他当即笑道：“稍等，展览结束后，你拿走就行，我再重写一张。”在他看来，这是对传统艺术的最好推广，也是回馈民众的最好方式——多一人欣赏，传统艺术就多一份传承的力量。
他情系秦巴生态，在一次官方活动中，有一个当地女性人向他提及，自己的丈夫扎根荒山，风餐露宿、开荒植绿，坚持十余年，希望他能为丈夫题写墨宝以作纪念。王泉胜不顾旁人劝阻，欣然挥毫，将其丈夫的感人事迹凝于笔端、书于纸上。这是他用艺术服务大众的典型缩影。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符号。篆刻不是一个章、一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厚重的文化载体。”王泉胜认为，从事篆刻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常言，平淡的诗词创作三千首，也不如精工一篇。十五六岁时，他即熟练掌握诗词平仄格律。因此，他作诗为赋，严守格律、字字推敲。他曾有一首诗作被某大学教授选入教案。教授只告知学生其中有一篇出自今人之手，在场学生无人辨出。
受当年印尼局势影响，许多在印尼的华人，纷纷将子女送回国内求学。王泉胜身边同窗中，不少是印尼侨生。耳濡目染下，他掌握了印尼语，并学会了多种方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他小时候熟读的经典之一。如今，他仍能用多种语言流利背诵。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家国情怀与士人担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开阔豁达，与他以金石载道、以笔墨传情的艺术追求一脉相承。
“印者，信也”
印章技艺源远流长。殷墟曾出土三枚印章。战国时，印章发展成熟。宋元时期，在文人士大夫推动下，篆刻渐成独立艺术形式，与诗、书、画并举，共同构成诗、书、画、印“四艺”。王泉胜说，“印者，信也”。印章古称“印信”，自诞生起便是信用凭证、契约信物。无论是作为权力象征的官玺，还是官府画押、民间交流，印章始终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就是个人凭证，拓印出去就要认账。”王泉胜说。在他看来，无论诗书画，缺了印记的一抹朱红，就少了许多灵动，更缺少了对于作品的负责态度。某次即兴挥毫后，王泉胜发现未带印章，他便按下手印用来代替，尽显至诚之心。
“这里盖了四个印章，印泥竟然是一个颜色，可见此画为假！”在一家书画拍卖行，王泉胜直言。多年深耕篆刻练就的敏锐直觉，让他在书画鉴定上形成了独到眼力。他认为，民间传世书画所用印泥，即便同为古时贡品漳州八宝印泥，因配方差异、时代更迭，色泽与质感必然各有不同，否则极可能是后人造假。
他多次在文化机构与艺术交流活动中分享心得，阐释篆刻在中国书画中的独特地位与文化价值，例如在香港恒生大学以“篆刻在中国书画的地位”为主题，深入浅出普及金石艺术与书画创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他又以篆刻学会为载体，将香港篆刻名家集于一堂，让各个协会领袖在此发声，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生于福建，生活在香港的王泉胜，原以为地处西北的陕西是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些年，因为各类活动，他却多次来陕。例如，他曾两次随团，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并为公祭活动创作“人文始祖”“吾族共始”等篆刻作品。他还曾为“龙的传人”艺术云展刻下“龙的传人”等作品。活动之余，王泉胜深入陕西照金、法门寺、陕西考古博物馆、于右任故居等地，深刻见证陕西文化的深厚底蕴。期间，他惊叹于“路上踢到一块石头都可能是古董”。
“黄帝是我们的共同始祖，黄帝陵是我们共同根脉和共同祖茔。黄帝陵在哪里，游子的根就在哪里、联系游子的精神纽带就在哪里。”多次来陕参加缅怀人文初祖的寻根之旅后，王泉胜表示，未来如有契机，他将从黄帝陵文化、陕西文化中汲取营养，以“龙的传人”艺术云展等为载体，创作与陕西、黄帝陵文化等相关的艺术作品。（谢磊 吴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