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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年初的北京，冬日寒冽，朝阳区酷车小镇的和·艺术馆却人流不息。一场名为“启蒙与及物：致在场的凝视”的摄影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在第一单元《四目重瞳》，黑白色调的照片将人们带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中平原弯腰收割的麦客、街头巷尾神色生动的百姓、洪灾之后沉默凝视的脸庞……这些影像来自摄影家胡武功及其友人潘科，它们不仅凝固了瞬间，更像一扇扇窗，推开后是整整一个时代真实起伏的呼吸。
“这个展览是向改革开放致敬。”77岁的胡武功在接受专访时，声音平和却有力，“那个年代对整个文化艺术界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启蒙。我们开始摒弃空洞的说教，从宏大叙事回归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他的摄影哲学里，有一句话简单至极，却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镜头应该永远对着人。”
从“命题作文”到直面人间
1967年，初次拿起相机时，胡武功便本能地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生动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妹妹。1970年，美术专业出身的胡武功，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担任随军摄影记者。六年的军旅摄影生涯，奠定了他最初的拍摄基础，也让他深切感受到当时摄影创作的局限。
“开始时，我也受到当时传统观念的影响。”胡武功坦言，“那时候很多拍摄任务是‘命题作文’，甚至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进行组织、导演和摆布。”这种创作方式让他逐渐产生困惑，摄影的本质是什么？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让他开始重新审视镜头两端的意义。1981年，他撰写的关于批评摄影的论文入选了当时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引发关注。他主张用摄影关注现实，记录历史，揭示人性。这一观点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念，他在就职的媒体开辟了批评摄影专栏，用镜头揭示社会问题，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迫使我不断思考摄影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摄影记者的责任。”胡武功表示。
1983年，陕西安康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已在当地采访近一个月的胡武功退掉返程车票，直奔灾区。在混乱而沉重的氛围中，他拍摄下了一系列直面灾难的照片。其中一张名为《洪水袭来之际》的作品，被《中国日报》采用。该作品后来还荣获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和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这张照片被称作开创了中国自然灾难报道的先河。”胡武功说，“它没有回避苦难，也没有刻意塑造英雄，只是真实记录了人在灾难面前的处境。那之后，我更坚信了一点，摄影必须尊重真实，关注人的具体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摄影界正处于传统观念与新兴思潮激烈碰撞的时期。1985年，胡武功经历的一场关于摄影作品的争论，成为那个时代思想交锋的缩影。
当时，摄影家潘科和侯登科合作拍摄了《出征》组照，记录了下乡知青应征入伍、未婚妻送别时的真实场景。照片中，年轻女子哭泣、不舍、担忧的情感流露自然而深刻，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中“激昂慷慨”的刻板表现。
胡武功被其中的真实力量打动，将作品带至上海参加全国新闻摄影评选。“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回忆，“保守的观点认为它‘不够正面’‘情绪不好’。但我坚持，它拍出了真实的人性。”经过他力主复议以及现场激烈辩论，《出征》最终获得银牌奖。
“那场争论今天看来特别珍贵。”胡武功说，“那个时代允许不同声音碰撞，越辩越明。”这场风波，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创作信念，摄影的尊严来自对真实与人性的忠诚。
摄影的“在场”与“温度”
胡武功的镜头长期且深情地凝视着关中大地。这片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古老土地，是他创作的根脉与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创作了《骑着毛驴走亲戚》《城墙下举办斗鸡》《简陋的游戏活动》《老年人做柔身运动》《村童的“战争”》等生活小品一般的作品。
麦客、孝子、新郎、父子、集市上的农人、胡同里的居民……这些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在他的黑白影像中，被赋予了纪念碑式的凝重感，中国人的隐忍、坚韧、质朴与深厚情感，在方寸之间缓缓流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胡武功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完全深入进去，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理解这片土地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
他的影像美学与西方同时代的纪实摄影大师们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谈及尤金·史密斯、唐·麦库林等国际名家，胡武功说：“他们常常关注灾难等极端情境下的特定人群，冲击力极强。我们都在揭示人性，都在表现人的喜怒哀乐，但路径和对象不同。中国摄影记者脚下的这片土地，身边最日常的生活中，就蕴藏着无比丰富、深刻的人文素材。”
他进一步分析东西方的情感表达差异：“外国人激动时，肢体语言幅度很大，表情外放，容易出戏剧效果。但中国人，尤其是关中一带的百姓，情感表达比较内敛、含蓄、隐忍。大喜大悲往往藏在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中，甚至是一个眼神的闪烁，一个背影的弧度。这就需要摄影者培养出更细致、更耐心的观察能力，去捕捉那些‘于无声处’的惊雷。”
胡武功将自己的拍摄经验总结为“两个节”：情节和细节。“用情节来讲故事，用细节来证实照片的真实性。”在胡武功看来，摄影的本质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真正好的照片，是‘自为之人’在偷取‘自在之人’的灵魂。我们要揭示的是人内心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才是摄影的最终目的。”
AI时代，摄影何为？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摄影也站在了冲击与重构的前沿。对此，胡武功显得冷静而清醒。
“AI可能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会深刻改变世界。”胡武功不否认技术的革命性意义。但他认为，AI创造的影像与人文摄影有着本质区别。“AI永远是‘过去的集锦’，它把人类所有已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大仓库中，通过算法重新组合创造出影像。而真正的摄影是‘在场的’‘当下的’，是摄影师与拍摄对象在特定时空中的相遇。”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温度。“AI影像是冷冰冰的，没有情感；人拍的影像是有温度的，有情感的投入。”胡武功举例说，AI可以写出辞藻华丽、逻辑清晰的影评，但缺乏个性与生命体验，而人写出的东西可能辞藻不如它，但一定是个别的、特别的、带着生命温度的。
“某种意义上，AI对于摄影的最大贡献，是证实了摄影的不可替代性。”他说，“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影像，必然源自摄影师真实的观察、情感的投入和独特的生命体验。”
“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
对于后来者，胡武功的寄语朴实而深刻：“从真正的爱出发。”
“摄影可以自娱，可以唯美，可以谋生，也可以创作。今天是个多元时代，应当包容。”但他强调，若真想成为摄影家，必须“甘于寂寞”。只有在寂寞中，才能沉下心来，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
“任何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只有把自己完全‘打进’作品，才可能形成真正独特的东西。”他说，这种独特性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源于个人生命体验与对世界的独到理解。
谈到拍摄地方题材，他建议“以小见大”。“题材越小，挖得越深，越能照见一方人的精神基因。”他举例说，从烧柴到煤块、煤球、蜂窝煤，再到今天的天然气，农村燃料的变迁若能系统记录，便是一部微缩史诗。但谁有这样的意识和耐心呢？
“很多人不能成功，就是没有做有心人。”胡武功感慨，“司空见惯，视而不见，这是摄影者最需要克服的惯性。”
未完成的使命
步入古稀，胡武功的“凝视”从外部世界逐渐转向了自身。他不再急于创作新作，而是被一项更为紧迫的任务攫住，整理毕生拍摄、堆积如山的底片。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坦言，仅反转片就有满满一个拉杆箱，重几十公斤，大量未曾发表，底片就更庞大了。
二十多年前，他曾带记者探望病重的摄影家侯登科。后来发表的报道题为《如果他去了，影像交给谁》。“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依然面对同样的问题。”胡武功语气中有一丝无奈，“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摄影档案馆体系，也缺乏系统收藏、传播影像的机制。”这些底片若无法被整理、研究、传播，或许将随时间褪色为废片；若能妥善处置，便是珍贵的时代记忆与社会财富。“整理工作非常繁重。”他坦言，“我们这代‘游击队’出身的人，很多底片没有规范标注信息。现在年纪大了，操作起来更吃力。”
这或许是一位纪实摄影家最后的坚持，不仅用镜头留住时代，还要为这些记忆找到安放之处，让它们在将来依然能说话，能与新的目光相遇。
和·艺术馆的展厅中，那些黑白影像仿佛带着关中平原的风声、麦客的喘息与市井的嘈杂。它们没有鲜艳的色彩，却涌动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那是真实的力量，是时间的力量，也是一位摄影家用一生践行的、凝视人间的温度。（文/吴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