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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沟佛寺遗址航拍全景，连片夯土残垣铺展戈壁，依稀可见唐代佛寺完整院落格局 图/史宇菲
风沙止步于文明的门槛
天山东段，白杨河自雪山融水蜿蜒而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柳树泉农场处冲刷出一片绿洲。白杨河上游1公里，河水切割出的赭红色断崖之上，层层叠叠的土坯佛殿、开凿于崖壁的洞窟、褪色剥落的彩绘壁画与残损造像基座静静伫立，这便是白杨沟佛寺遗址，是哈密地区年代较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2001年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千百年风沙侵蚀之下，断崖洞窟、土坯大殿、残存壁画依旧留存着中原与西域文化的特色痕迹。站在白杨河岸边回望残垣，黄土之下埋藏的是绵延数百年的丝路文明交流史，也是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交融的文明密码。当“一带一路”倡议重新激活这条古老通道，这座遗址的意义不再仅仅是“曾经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它向今天与未来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遗址核心夯土佛塔遗存矗立荒原，斑驳土壁留存盛唐古寺雄浑轮廓 图/史宇菲
地理基因：丝路北道的咽喉与绿洲
白杨沟佛寺遗址坐落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柳树泉农场八连东1公里处白杨河上游两岸台地上，核心区域分布面积约30万平方米，寺院、佛堂、佛塔、洞窟和禅房等建筑基址集中于河西岸断崖台地。当地维吾尔族世代称其为“台藏”，意为高台之上的佛法圣地。
从人文地理格局来看，白杨沟恰好位于丝路北道的关键节点。不同于吐鲁番、库车等地的深山洞窟，白杨沟佛寺紧邻官道，当中原行人出玉门关，穿越莫贺延碛八百里流沙后，雪山融水形成的白杨河可以提供稳定的休憩通道，供往来商旅、使团、僧侣在此停歇，白杨沟佛寺因此成为商贸与文化交流的中转驿站。
白杨河谷地势平坦、土质紧实，断崖山体便于开凿洞窟，天然具有营建大型佛寺的绝佳条件。遗址被河谷天然分割为东西两区，南北绵延十余公里。经考古发掘探明的洞窟寺建筑构筑形式主要有三种：在断崖凿窟后以土坯接砌前室、利用断崖直接开凿洞窟、在平台上用土坯砌建佛室。洞窟形制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洞窟工艺同源。
戈壁干旱少雨的气候，客观上延缓了土坯建筑与壁画泥塑的风化损毁，让这座跨越数百年光阴的佛寺得以留存完整层位，成为哈密地区独一无二的佛教遗址样本。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杨沟佛寺遗址串联起了墩烽燧、焉不拉克古墓、庙儿沟佛寺遗址等丝路遗迹，构成一条完整的丝路文化地理廊道。
白杨沟佛寺大佛殿遗址，宽阔殿宇残墙围合出昔日礼佛空间 图/史宇菲
千年层累：一座佛寺的百年文明语法
白杨沟佛寺的营建脉络，完整复刻了汉地大乘佛教向西传播的时间线。据推测，遗址开凿年代可追溯至北朝，隋朝大规模扩建，唐朝迎来全盛，高昌回鹘时期持续修缮，直至公元十世纪以后逐渐被废弃。
公元三至五世纪，中原战乱频发，大量僧人西行避世、求取梵典，丝路北道逐渐成为僧侣通行线路。此时白杨河谷出现了直接凿刻于断崖浅层、形制简陋、仅可供坐禅苦修的简易禅窟。当时西域本土佛教艺术以犍陀罗风格为主，而白杨沟早期洞窟已出现中原简化式佛龛布局，成为汉式佛教艺术进入西域的第一处中转站。
隋代丝路商贸再度繁荣，伊州作为中原与西域“连接桥梁”，迎来人口与物资增长，白杨沟佛寺迎来第一次扩建高潮。此时的白杨沟佛寺不仅是礼佛之地，更是商旅、使团共同停留的综合驿站，佛法传播与商贸往来在此深度交融。
唐贞观四年（630年），玄奘西行抵达伊州，这座位于白杨河谷的佛寺成为他踏入西域后留锡的第一座大型寺院。受中原大型倚坐造像之风的强烈影响，白杨沟佛寺规模达到顶峰，陆续建成通高15米的五层土坯主佛殿和高逾八米的巨型泥塑坐佛。大佛殿的营建不仅显示出弥勒下生信仰曾在古代哈密地区长期盛行，更揭示出中原王朝对古伊州的重视程度。文化上的一脉相承加强了伊州对中原地区的归属感，也标志着汉传佛教建筑体系的西渐完成。
高昌回鹘时期，寺院规模发展到极致。佛教建筑呈现多元文化特征，并引入砖石拱顶发券技术，汉制建筑布局与西域建筑风格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古伊州佛教寺院体系。
错落夯土殿舍遗迹层层相连，是当年僧人修行、信众礼佛的建筑群遗存 图/史宇菲
玄奘坐标：正史与考古交汇的精神地标
白杨沟佛寺最珍贵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玄奘西行路上有正史明确记载、有考古实物印证的驻锡地，也是法师走出八百里流沙后传播大乘佛法的关键节点。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详细记述：“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法师亦对之伤泣。自外胡僧、胡王悉来参谒，王请届所居，备陈供养。”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结合多次玄奘西行路线考古调查与大量史料分析，提出白杨沟佛寺遗址很可能就是玄奘西行进入西域的第一站。2014年至2015年的考古清理中，他在舍利塔南面发现一座坐北朝南、由三间房屋并列构成的小寺庙，或许正是玄奘当年驻锡之所。于建军还原了玄奘抵达前的艰险：在玉门关遭遇向导动摇，独闯“五烽”后走进“长八百里，目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莫贺延碛，迷路失水，九死一生，靠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誓言才支撑下来。在他看来，从安西到伊吾这段经历，对玄奘心志的考验更甚于翻越帕米尔高原。
玄奘在此讲经十余日，不只是一次短暂停歇，更是一次中原大乘佛法在东疆的系统性传播。在此之前，伊吾本地佛教以小乘禅修为主，玄奘的宣讲重塑了当地信仰格局，也让白杨沟佛寺成为丝路北道大乘佛法传播的原点。千百年后，洞窟残垣依旧面向玄奘当年西行的方向，文字记载与实体遗址相互印证，让这段求法史拥有了可触摸、可考据的实物载体。
依山开凿的石窟洞窟群嵌于土山，为唐代僧众禅修、造像的石窟遗存 图/史宇菲
文明密码：多元共生的东疆样本
放眼整个丝绸之路文化地理体系，白杨沟佛寺承担着中原与西域文明相互交流的枢纽功能，是解读东疆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历史的核心遗址。
佛教自印度传入西域，分南北两道向东传播：南道以于阗为核心，北道以龟兹、高昌为核心，盛行犍陀罗小乘佛教；7世纪以后，伊吾、高昌受中原政权管辖，汉僧西进带来中原大乘经典与寺院制度。白杨沟佛寺作为北道东端门户，最先承接河西、中原佛教体系，洞窟布局采用“凉州模式”，佛殿仿照中原土木结构，经文仪轨学习汉地，供养人多为中原移民与戍边将士。从传播链条看，“洛阳—长安—河西走廊—敦煌—白杨沟佛寺—高昌—白杨沟”正是这条链上的关键中转节点。中原的佛经、绘画、造像工艺先在此落地，再向西传入高昌与中亚；西域的洞窟开凿、泥塑技法也在此改造融合，反向影响河西敦煌，形成双向文化对流。
白杨河谷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共同生活、共同礼佛的空间。中原汉人官吏、戍卒、僧侣在此营建佛寺；粟特商队往来停留并出资开凿洞窟；高昌回鹘时期本地部族持续供养修缮佛殿。同一座寺院中，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共同印证了一个历史常态：在古代西域，多种宗教、多种文化曾长期和平共存。
洞窟内壁留存千年佛教壁画残迹，褪色彩绘见证丝路佛教艺术交融 图/史宇菲
守护与再生：戈壁遗珍的未来之路
2001年，白杨沟佛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丝绸之路（新疆段）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08年起，针对白杨沟河谷沿线十余公里的田野调查发现诸多小型洞窟、禅室，刷新学界对哈密地区唐代佛教聚落规模的认知。
2014年至201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岸最大的佛寺庭院遗址及其周围佛寺建筑进行了考古清理工作；2023年至202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对白杨沟佛寺遗址进行了持续三年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逐步理清了寺院地层年代序列、营建层位、空间布局关系等，同步还原唐代白杨河谷绿洲农耕地理格局。佛寺依托绿洲农业供养数千僧俗，形成“农业绿洲—商贸通道—佛教中心”一体化的人文地理单元。
从《丝路文明》人文地理视角审视，白杨沟佛寺拥有三重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丝路交通地理标本，展现绿洲水源决定城镇与宗教建筑选址，还原“驿站—佛寺—绿洲”的空间组合；二是文化传播地理枢纽，记录汉传佛教向西梯度传播路径，厘清东西方艺术宗教双向交融的空间过程；三是边疆多民族文明见证，以延续数百年实物遗存，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底色。
如今白杨沟佛寺最大的保护难题来自戈壁极端气候：昼夜温差超30摄氏度，大风常年裹挟砾石打磨墙体壁画，土坯建筑遇短期融雪水极易坍塌，壁画颜料盐碱化褪色、起壳脱落。近年来，文物主管部门采用崖体锚杆加固、土坯改性夯筑、壁画脱盐固色、河谷水土保持综合方案，分期修复濒危洞窟与大殿残墙。保护不是封存，而是对话，更核心的是让遗址“开口说话”，让千年积淀的文化基因进入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黄土之上，文明未竟
白杨河水依旧流淌。
断崖之上，残高15米的五层土坯主佛殿依然面向玄奘当年西行的方向。风穿过洞窟缝隙发出低沉回响，残损佛龛对着流水静静矗立。黄土墙体上褪色的线条、残破的造像基座、深浅不一的洞窟，共同拼凑出一条跨越千年的文明通道。禅窟、大殿、讲经高台，层层叠叠沉积在河谷断崖之上，构成哈密地区最厚重的人文地理长卷。
白杨沟佛寺从来不是一处孤立的黄土遗迹，镌刻在崖壁上的文明交融记忆，将永远留存于这片丝路绿洲的地理脉络之中。
它是一部写在戈壁上的文明语法书，记录着不同族群如何在同一片绿洲上共生，不同信仰如何在同一条河谷中对话，不同文明如何在同一个屋檐下交融。
在丝路文明复兴的今天，这座千年佛寺以残垣为书页，向世人诉说的不仅是一条由信仰、商贸、族群共同铺就的东西交流之路，它更向今天发出追问：当历史的渡口成为未来的锚点，我们将如何续写这部未竟的文明对话？
风沙不止，文明不息。白杨沟佛寺的千年回响，仍在等待今人的回答。（孙涛李文惠王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