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从好莱坞电影发行人，到华语电影制片人，再到系列原创动画电影制作人 —— 他的二十六年，与中国电影的二十六年。
两段漫长的实习
2026年秋天，西安，一场丝绸之路电影论坛。圆桌旁坐着法国女士伊莎贝拉·格拉尚，轮到张苗发言，他没有先谈市场或政策，而是讲起一个人。
“今天有一位朋友，我认识她25年了。她坐在我旁边。岁月对她很好，对我不好，我比二十五年前已经老了很多。”2001年，张苗还是个年轻人，他把法国电影《暗流》第一次以分账大片形式带进中国市场。
张苗在2024年金鸡百花奖发言现场
这个细节几乎能概括他的二十多年：一半时间把外面的好故事带进来，一半时间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
张苗的头衔很长：制片人、监制、发行人、出品人、北京精彩创始人、总经理。圈内人更愿意叫他“百亿制片人”——《战狼2》《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我不是药神》《雄狮少年》系列等影片，都有他运筹帷幄的“大动作”。而他自己介绍自己时，通常用“电影工作者”一笔带过。
张苗是成都人，头十八年都在成都度过，这成了他日后很多谈话内容的一个注脚。2001年，张苗进入美国索尼哥伦比亚国际影片公司中国区，一待就是十五年，从助理做到中国区高级总监，经手的是《007》系列、《蜘蛛侠》系列、《黑衣人》系列、《2012》、周星驰的《功夫》，还有那部法国片《暗流》。
引进片留给他的不止一串片单。2006年他负责引进《丛林大反攻》，第一次萌生“要做动画电影”的念头，那时他对一部引进片能做的二次创作几乎只有配音，于是请来葛优、冯小刚、张涵予、邓超。这个念头搁了十三年才真正落地。这十五年是他观察电影工业最好的窗口，等他转身做国产片时，脑子里已有了一套完整坐标系——制片、宣发、发行、档期，环环都可设计。
2016年，张苗离开哥伦比亚，出任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从“帮别人卖片子”转向“自己做片子”。
往后几年，他作为制片人、总发行人参与的是《战狼2》《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票房从31亿到56亿。《战狼2》一路打破票房纪录，也让北京文化的股价一度暴涨超过50%，张苗说那是一次“饱和式宣发”。
他记得《流浪地球》最难的时刻：项目阶段性停机，他去请吴京，吴京仗义相援，答应客串。最后，吴京从客串变成一个多月的拍摄，零片酬，最终还投资成了出品人。
2020年12月，张苗离开北京文化，创立北京精彩，抵押部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作启动资金。2021年6月，新公司公布片单，最显眼的是一个叫“中国少年宇宙”的内容体系，打头阵的，就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新公司的第一件事，是和一个叫孙海鹏的年轻动画导演一起，做一部没人敢碰的原创动画。
《敦煌英雄》亮相2026中国电影美学年会，张苗（中）作为总制片人参加展映后的学术交流
“故事是我们的，技术是世界的”
张苗常说一句话：文明永远是趋同的，文化是寻求差异的。这句话几乎是他全部创作观的支点。被问到跨文化传播的难点，他几乎不假思索：最大难度是文化折扣。但他又说，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是个伪命题。
他要讲的故事，从来只有一个原点——本土，老百姓，灵魂深处。
那么，所谓“扎根老百姓灵魂深处的故事”，到底指什么？他的回答几乎是一套关于“人”的声明：那“不是宏大口号的堆砌，而是普通人真实的喜怒哀乐，是刻在我们民族日常生活里的情感底色”。拿《你好，李焕英》来讲，它没讲波澜壮阔的时代叙事，只讲一对母女朴素的爱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每个中国人心底都有一位平凡伟大的母亲，这份情感是本土的；但母爱本身，又是全人类共通的。再看《雄狮少年》，少年阿娟家境普通，迷茫又不甘，借着舞狮自我突围。舞狮是岭南独有的民俗，是文化差异；可一个平凡孩子不甘沉沦、想证明自己，这种挣扎，中外观众都读得懂。
“文明层面，人类对亲情、尊严、梦想的向往是相通的，这是共情的底座；文化差异，是我们独有的生活习俗、审美、集体记忆。”很多人以为要走向世界就要抹平本土特质，恰恰相反，真正打动人的，是带着鲜明本土印记的人性。
张苗把传统文化比作富矿，提醒别只挖历史典故、器物符号，更要挖一代代中国人沉淀下来的精神与情感。
他几乎本能地警惕两种误区。一是过度解读本土文化——把电影做成文化说明书，堆砌民俗符号、历史概念，忽略人物和情感，“外国观众看得晦涩，国内普通观众也觉得疏离”；二是刻意迎合外部市场——为所谓国际观感裁剪生活底色，“故事失去了根，两边的观众都不会买账”。
“不管是刻意迎合还是过度解读，我们内心都存在一个伪命题——我们担心他看不懂。”答案相反：文化的差异性，恰恰是故事巨大魅力的来源。“正如美国电影其他人拍不出来，中国的电影其他人也拍不出来。”所以要做的不是迁就，而是把根扎下去——“最本土的、最深入本土老百姓灵魂深处挖掘出来的故事，就是世界的”。
张苗在2026年丝路论坛现场发言
文化差异本身不是传播的障碍，障碍是只输出差异、不传递人性。《雄狮少年》里舞狮的套路、锣鼓、祠堂都很本土，但服务的是阿娟的成长，不是给外国人看的展品。张苗强调：“我们先把故事讲给中国观众，让本土的观众先被打动，这是根基。”
《雄狮少年》后来在日本上映，新海诚看完说“好厉害的电影”。“所谓文化折扣，很多时候折扣不在文化，而在人性表达的缺失。”
谈丝路共同市场，张苗给出三种最值得开发的元素：最朴实的老百姓情感，像《你好，李焕英》那种沿线观众都看得懂的亲情；共同成长的经历，像少年靠努力往上攀登；还有共同的历史——敦煌这样的故事天生对沿线观众友好。
这一切的底层，他归结为一句“人的公约数”：丝路沿线各国历史、宗教、风俗各不相同，但老百姓面对生活的困境、亲情友情的珍贵，是共通的。“电影不是教科书，民心相通，靠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具体的人，让不同国度的观众看完电影会感慨：虽然我们生活不一样，但我好懂他。”
在张苗这里，故事是本，技术是能被全世界共享的工具。“我一直有一个执念，故事是我们的，但是技术是世界的。”所谓“集天下之才俊、讲中国之故事”，不是引进海外团队来主导我们的故事，而是借鉴全球成熟的工业经验为本土人物叙事服务。
为了讲好一个中国历史人物，他和团队去了哈萨克斯坦——要讲苏武，就去看贝加尔湖、骁勇的古代骑兵和马，去找能还原两千年前人物状态的服化道。
“我们可以吸纳国际优秀技术人才，但剧本内核、人物情感、价值取向必须扎根中国土壤，不能反过来用国外的叙事模板套中国人物，那样就会水土不服。”在张苗看来，技术为故事服务，外来的工具为本土灵魂服务，这才是跨国合作的意义。
《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宣传海报
灵魂性、创新性、可行性
作为操盘多部票房口碑双高影片的制片人，张苗被问过太多次“怎么押中爆款”。他的回答朴素得近乎技术性。
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入开发，他一般看三件事：灵魂性、创新性、可行性。
灵魂性，就是看人心——是否触碰真实的人，是否有真诚的情感内核。无论科幻、现实还是动画，人物悬浮、情感虚假，再华丽的外壳都走不远。
《我不是药神》直面普通人面对病痛的挣扎；《流浪地球》是宏大的科幻，内核依然是中国人对家园、家人的守护。“观众愿意为真实的情绪买单，这是市场最朴素的逻辑。”创新性，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主要是表达上的新意。像《雄狮少年》，国产动画很少聚焦底层少年，他们愿意投入，正是看到孙海鹏导演和所有主创带来的突破价值。“创新必然伴随风险，但电影行业如果总走安全老路，就没有未来。”第三看可行性，评估资金、团队、工业能力、周期。“制片人不能只做理想家，还要做实干者。”
被问到制片人与导演的关系，张苗常把制片人比作产品经理、把导演比作工程师。他举的例子是乔布斯——好的产品经理带着最杰出的工程师，做出让很多人用的东西。但他马上补充，这只是职能分工，不是把电影当普通商品。
“导演负责把故事的艺术想象落地；制片人纵观全局，守护创作初心，兼顾市场现实。二者不是甲方乙方，而是战友。”他有一个底线：商业是电影生存的手段，不是最终目的。“完全抛开市场，再好的艺术表达没有机会和观众见面；一切唯票房论，又会让创作变得短视功利。”
《你好，李焕英》宣传海报
遇到创作分歧，张苗很少用市场数据说服导演，“我们会回到原点：这个故事到底想表达什么？人物的情感成不成立？是不是还能看见真实的观众？”
他相信好电影三者不对立——《你好，李焕英》等过去十年涌现的好电影，有真挚的艺术表达，收获亿万观众共情，也获得市场回报。他把这种关系称作“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缘分：“人生很短，好的制片人和导演之间的合作，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开心、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他很少猜档期，更愿意猜人心：电影只要真正打动人，热度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投资上他反复强调“每分钱都认真负责地花在刀刃上”。
《雄狮少年》正是这套理念的注脚。这部片子无IP、无明星、无流量，被人叫“三无产品”，张苗不认，他叫它“三有”——有真诚、有情怀、有对文化传播的责任感。
2019年8月，他和孙海鹏定下五个顶层设计原则：原创、现实主义、舞狮、少年，24个月完成。整个团队跑遍岭南的村子采风；为了阿娟的一场天台戏，连挂在走廊里的衣服袜子都做了出来。影片动画完成后，又做三轮测试——观众、行业专家、影评人——把意见收上来，变成“手术刀般精准”的修改方案。直到2021年12月初，片子还在改。他说，只有动画这种形式，才能这么充分地使用这套方法论。
电影结尾的“擎天柱”，是主创一起磨出来的。编剧想立一根高桩，让所有人奋起一跃；张苗想了很久，觉得阿娟最后不能跳上去，“这不是美国，他不是蜘蛛侠，上不去的”。他要的画面，是少年纵身一跃后坠落，狮头挂在擎天柱上——这是现实主义的底色，也是少年真实的成长。关于角色眼睛的争论，他并没有辩解。对市场的冷热，他也看得很坦然，
“爆款有偶然性，创作有必然性。市场会冷，档期会变，但一个项目立项时认定的那套方法，不该跟着变。”
《雄狮少年》宣传海报
中国电影的下一个故事
站在制片人视角，张苗给中国电影分出两层使命。对内，电影是时代的镜子，“记录这个时代中国人真实的生存面貌，看见普通人的奋斗、困惑与希望，留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对外，电影不是简单的宣传任务或娱乐输出，而是平等的文明对话，“是一个文化强国的标配”。“我们不用输出说教式的大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故事，让海外观众看到立体、多元的中国普通人。”
他对中国与丝路电影合作的判断很清醒：目前还处在对话起步、交流多于联合创作的阶段。“真正深度绑定、联合开发剧本、共同投资、面向多国市场发行的合拍作品数量还不算多。”下一步有三个方向：一是挖掘共通的丝路题材宝库，联合沿线创作者共同开发；二是打通工业协作链条、促进年轻电影人合作，“不只是开会，要落到项目实操”；三是共建面向多国的发行传播通路。“合作不是单向输出，是各取所长、彼此成就。”
对年轻创作者，他看得也开，长期坚持年轻影人扶持和短片计划，最看重“少年感、新意与热爱”。他说青年编剧有进步：观察视角多元，对社会情绪感知敏锐；知识面开阔，类型意识、叙事技巧在提升。短板也客观存在：有人缺少扎根生活的沉淀，“人物悬浮，缺少烟火气”；有人要么过度追流量套路，要么沉溺自我表达；还有人擅长构思点子，却缺少打磨长片的能力。“生活是编剧最好的课堂。”对青年导演，他要求守住真诚与敬畏——“敬畏生活，尊重真实的人性；敬畏电影这个行业，尊重每一位合作者，尊重观众”。需要突破的，是打破“非黑即白”、拓宽视野、接受工业现实学会在限制中创作。如果只给一句话寄语，他说：“向下扎根人间烟火，向上仰望广阔山河，能向内心走的越深，故事就能走的越远。”
《敦煌英雄》宣传海报
《雄狮少年》里，咸鱼强有句台词：“我45岁了，年龄大了怎么样，体力不行了怎么样，我不认！”张苗说，那是他的心声。不服老，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功成名就之后又一头扎进原创动画。他算过账：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五十名里，国产动画只有两部过十亿，“我觉得太少了”。这条路也最难——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公司是迪士尼，是动画公司，可为什么只有一家？因为动画太难，难到很多学动画的人最后都去了游戏公司。“咱们不能去怪他们，生存是个问题。”所以他给动画人的期许很实在：精于此、乐于此，最后能以此为生。
北京精彩接下来要走“中国少年宇宙”：拍过去的少年、现在的少年、未来的少年——乡村、城市、少数民族的少年，通过动画、真人等形式，讲新时代中国少年的成长。青年影人扶持，他主张从选拔走向孵化；丝路合作，他希望从论坛走向项目落地，“不追求数量，扎扎实实做出一两部真正体现文明互鉴的作品”。
在西安会场他一边做着这些事，一边想：如果哪天工作坊、创投会上能看到更多丝路国家的年轻创作者来表达电影愿望，那该多好。“年轻人先交流起来，我们一起给他们创造条件。”
把中国故事讲出去，张苗是有底气的。
他数过三个优势：中国电影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故事生长在深厚的文化富矿之上；主管部门和行业带着电影人出去开疆拓土；国际友人之间的合作，让电影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去交流。市场会起伏，类型会轮转，但他认的死理没变：只要还有人愿意把根扎进本土、把故事讲深、把年轻人托起来，中国电影的下一部好故事就永远在路上。
张苗在2026年西安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导师工坊现场
在他的办公室，摆放过不少中国古典艺术藏品，从唐宋元明清的杰作到近现代艺术家的表达，让公司的小伙伴能长期亲近。他说电影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审美良心，“要知道祖先曾经在美学上达到过的高度，才守得住今天的审美底线”。有人问他不做电影了想干什么，他说退休以后想去博物馆，当一个中国古典艺术品的讲解员。对张苗来说，电影和博物馆或许是同一件事：都是让人看见 —— 让中国观众看见自己，让世界看见中国，让彼此看见彼此。（图由受访者提供，部分图片来源“北京精彩时间”官方微博）
